《中国经济周刊》：您对中国目前利率市场化进程有何建议？朱民：利率改革有两点特别重要，首先利率改革要形成利率形成机制。

工业化进程明显缩短，固然有各国具体情况等因素的影响，但主要是科技进步与工业化、信息化加速所致。完善各类用地标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比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农业已基本实现机械化。近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大了64.45%，而城镇居住人口仅增长了45.9%。其次，全面放开产业发展，实行负面清单制，加快推进行政性垄断领域改革。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建立以公租房为主体、以货币化补贴为主要形式的保障性住房制度，积极探索建立包括住房合作社在内的多渠道、多形式城镇商品住房供给模式，改变居民只能从开发商手中买房的住房单一供给模式。产业准入不平等造成的玻璃门、弹簧门和天花板等现象广受诟病。

直接融资渠道有限，信贷支持政策、银行监管政策等与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建设周期、投资风险控制等难以匹配。推动城乡劳动者同工同酬，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而与此同时，家庭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约40%降至2011年的约34%，远低于60％的世界平均水平。

另外，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的一些安排有一些已经不能跟上目前经济发展形势。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单一、投资收益不确定，以及财政可持续性差的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来源:上海证券报 进入专题： 地方债 。最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必须明确融资主体，保证风险可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得以明确的划分和公平地分担。

2012年4个发行地方政府债的省市（上海、浙江、广东、深圳），其债券的回报率甚至低于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这反映出其债券享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双重信用担保。事实上，中央政府在为地方政府进行隐性信用背书。

然而，这种短期靠举债实现的GDP增长，往往不得不面对在中长期因为财政缺乏约束，投资效率低下，而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政恶化和今后融资成本上升的后果。笔者认为，要想真正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中国近期必须在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反观国内的情况，许多地方政府之所以并不担心，是因为地方政府本身没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他们并不对自身融资行为负全责。这反映在地方政府债务的反常现象上。

目前，《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务。由于政府官员通常在地方政府每个职位上任期有限，而且官员考核是看其任期内的经济发展速度（而非发展质量），这也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对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问题不大关心，并常常通过短期内过度举债的方式，达到刺激经济短期高速发展的目的。财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不仅关乎财政收入和支出平衡，还关乎政府承诺的保障社会福利和民生以及缓解财富分配不均。随着企业和市政债券市场的发展，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将有机会光明正大地从公开市场筹集资金。

政府只有努力为各类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创造良好的运营空间，将注意力真正放在强化市场监督上，才能摆脱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融资困境 如何解决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难题，逐渐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都高度关注的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参与正规的资本市场不仅将为地方政府提供它们急需的融资机会，还将有力地激励地方政府维持增长和财政稳健。

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产总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33%左右急剧攀升至2011年的约65%。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过去几年已经迅速地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稳定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

GDP增长速度和地方财税收入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地方官员的仕途发展。首先，中国必须推动其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拉动型，减小经济增长对投资增长的依赖。另外，目前中国地方官员考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任期内地方经济发展速度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导的转移支付新体系。其更具历史性的意义则在于，确立了合乎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间分权型财政模式框架，初步实现了央地财政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然而，必须同时认识到，由于营业税一直是地方的主体税种，尽管中央承诺在试点期间营改增后的收入仍归地方，但长远地看，若无新的收入来源，地方财政必然面临较大压力，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等非税收入的畸形倚重或将有增无减。

根本的解决之道就在于，在不得违反宪法及国家税法的前提下，使地方政府有权开征一些地方性税种。深化分税制改革，重塑央地财政关系 此次在全国推行试点的营改增，其主旨在于通过避免重复征税和实现制造业、服务业的税收融合，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税收返还是分税制改革后与转移支付制度同时实行的一项制度，两者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大转移支付体系。同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称，此次‘营改增，是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进入扫尾阶段的一次重要改革，随着‘营改增的全面完成，……我们必须加快地方税体系建设的步伐，按照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使之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近年来，税收返还制度受到颇多诟病，主要因为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额度与各省份的经济实力挂钩，被认为是对地方既得利益的妥协和照顾。８月1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资源税在现阶段可保留在省级政府拿大头，以平衡各方利益关系。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成效与不足 1994年1月1日，我国正式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者则使原本仅作为修正补充机制的转移支付制度，变成基层政府进行财力分配的主导机制。特别要着眼于地方税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使地方政府获得自主性、可持续性财政补给的源头活水。

对一些与地方提供公共服务有关的地方税种，有权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税率调整等。我国现行的分税制在此方面有相当大的不合理性，尤其是财产税缺失，更是税制结构的重大缺陷。

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导的转移支付新体系。具体内容包括：对一般性转移支付，自下而上逐级确定转移支付的标准，并发挥省级政府承上启下的作用，优先保障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需求。

参照国际经验，中央与地方税种划分的原则应该是，把关系国家全局、便于实施宏观调控的税种划归为中央，把适合地方征管、有地区特色的税种划归地方。到明年，分税制改革刚好满20周年。

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税、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乃至利息税，可明确归属地方。综观分税制较完善的国家，由地方开征的税种及税基通常具有非流动性，一般都把财产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问题是，旨在保障地方政府履行必要职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未能占据主导地位，致使转移支付的平衡能力和均等效应差强人意。最突出的就是土地财政问题。

而且，正如财税专家杨志勇所说，仅仅依靠既有的税制体系，按经济属性分税的结果很可能是大量税收收入归中央，地方花钱靠中央的局面不会改变。由于实行分税制后，财力大大地向中央财政集中，而地方政府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承担了愈来愈多的事权，财力与事权不相称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就迫使地方政府谋求通过其他渠道来增加收入。

今后地方税体系构建的重点，宜降低间接税（流转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此外，应逐步削减直至彻底取消税收返还。

前者酝酿了较大的财政和金融风险——今年以来广受关注的地方债务危机即是例证。可见，营改增既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收尾工程，也揭开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序幕。